大树凋零：现代学术史上的李泽厚先生

陈来

李泽厚先生与北大哲学系五十年代的“学长”——汤一介教授和七八十年代“学弟”——陈来博士，时相过从，一贯秉持“齐物论”思想，进行等距离交往。陈来博士之所以如此看重甘阳喜宴的照片，问题的关键是：李泽厚先生当着一桌子嘉宾，称赞“陈来是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一人”。试想：如果“陈来是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一人”此话不是出自李泽厚先生之口，那么，陈来博士，还会那么器重这张照片吗？答案恐怕是否定的。中正平和的陈来博士，其实，内心深处，大有深意存焉！就百年中国学术图景而言，陈来博士可说是含着“通灵宝玉”出生的：第四代学人之中，李泽厚先生是中国思想史第一人；第三代学人之中，恩师张岱年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第一人；第二代学人之中，冯友兰先生又是中国哲学史“特殊独一人”。

由此可见，“万物皆备于我”。自己的导师张岱年先生与李泽厚先生不大对付，一点不影响陈来博士与李泽厚先生的交情。试想：如果陈来博士注重“师门”，那么，遇到李泽厚先生，即便不能退避三舍，也不会主动跟李泽厚先生打交道。陈来博士，多亏了出身工科，理性战胜了情感，这样，不仅照样打交道，而且，还很重视酒酣耳热之际李先生的赞美之词，因为，陈来博士深知——李泽厚先生这位“文化地标”的分量之重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一点因缘，也容易为一般人所忽略：新儒家的两位经典人物——梁漱溟先生和冯友兰先生临终之际，一位见识高远，卓尔不群的旷世哲人——李泽厚守护身边，聆听遗言。冯友兰先生临终之际，跟前来探望的李泽厚说：“中国哲学将大放异彩”；甘阳盛大婚礼之上，李泽厚当着同桌嘉宾说——中国哲学，陈来第一！陈来博士将“方死方生”的两个历史性场景接续在一起，皆视为“有意味的形式”，此中况味，不言自明，薪尽火传，此之谓也！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的三股热潮，方兴未艾，尤其在中国学术文化的风暴眼——北京，更是波澜壮阔，蔚为大观。现在“水落石出”，回望那个年代，就会发现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“文化热”，其实有几位“文化符号”，也可以说是标志性人物。恩格斯说文艺复兴是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，汤一介、庞朴、李泽厚、朱维铮、姜义华、李华兴、冯天瑜诸位先生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时之选。

李零先生说，七十年代开花，八十年代结果，所指的是一九五〇年代出生的“红旗下的蛋”——也即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五代学人——知青一代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“文化热”的“枢纽人物”，汤一介（1927—2014），庞朴（1928—2015），李泽厚（1930—2021），李华兴（1933—），朱维铮（1936—2012），姜义华（1939—），大体属于第四代学人，只有冯天瑜（1942—2023），属于第四代半学人。汤一介、朱维铮、李华兴、姜义华和冯天瑜，拥有同一个特征——六十年代开花，七十年代结果。

庞朴（1928—2015）和李泽厚（1930—2021）两位先生在第四代学人之中，十分颖异，可以说，五十年代“开花”，五十年代即“结果”。庞朴先生一九五六年出版《谈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》（通俗读物出版社），一九五八年出版《谈谈客观规律》（湖南人民出版社）；李泽厚先生一九五七年出版《门外集》（长江文艺出版社），一九五八年出版《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》（上海人民出版社），堪称新中国学术界两位特别值得注意的“文化符号”。庞朴与李泽厚两位先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争分夺秒，著书立说，不仅成名甚早，而且为新中国“学统”之建立，立下汗马功劳。更让人觉得有趣的是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庞朴与李泽厚，得风气之先，庞朴先生一九八二年率先撰文——《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》，依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，可谓“预流”，一举成为“文化热”的领军人物；李泽厚先生更是因其《美的历程》，洛阳纸贵，风靡一时，从而成为“文化热”之精神领袖。

“三十年为一世”，蓦然回首，我大学毕业已三十二年。现在的莘莘学子知道李泽厚先生之名的恐怕不多，非常非常少，何也？无他，时移势迁，与世推移而已！“故园三十二年前”，如果“穿越”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可以说李泽厚先生属于大学生的“全国粮票”，大江南北，长城内外，文科宿舍，自不必说了，理科宿舍，《美的历程》，也不少见。

不是不明白，世界变化快。世界在变，中国在变，古人云，“变则通，通则久”，言外之意，变则能通。其实，“变”的话，既可能往好的方面变，也可能往坏的方面变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呢，给人感觉，属于浪漫主义者，或者说理想主义者。大家觉得“变革”必然带来物质利益之提高，也必然带来精神生活的改观。那个时候，“变革”属于大家伙的期望值，殷切期望的社会图景，觉得是向上的，向善的，向美的，向好的。回首来路，就可以看到，改革开放四十三年了，这里边既有好的可资荣耀的东西，一些成功的经验，同时，也有坏的令人羞愤的问题以及一些失败的教训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“形塑”时代精神风貌的几位文化大家——庞朴、汤一介、李泽厚、朱维铮、姜义华、李华兴、冯天瑜。李泽厚先生更以其在人文学科的广阔领域，信马由缰，纵横捭阖，跨越知识界、学术界、思想界，源源不断地为人们提供鲜活的思想文化营养，从而成为众望所归的一位文化地标式人物。如果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一部文化史，学术史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学术地图，核心人物便是李泽厚先生。

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。确实，现在年轻人了解李泽厚先生的不是那么多，甚至，可以说相当少，“怨”不得年轻人，如果非要“怨”，那么，也要“怨”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年轻人——现今学界的“中流砥柱”，牵挂的不是“项目”便是“课题”，以至于忙得都忘记了把李泽厚先生介绍给当代年轻人！

条条大道通罗马！其实，也还有路可循：一些学友通过阅读美学著作，去了解，去接近，去体会李泽厚先生。因为，按照现在的学术分科，李泽厚先生归属美学界，也就是，一位学友阅读美学书，要了解美学，无论怎么着，也绕不过去——李泽厚这么一位大家，李先生可超而不可越；一些学友阅读思想史，也会遇到李泽厚先生，毕竟，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和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在那里摆着；还有一些学友，阅读哲学书，无论“西哲”还是“中哲”，早晚也会涉及《批判哲学的批判》和《论语今读》。这样下来，得出结论——有人觉得李先生是一位美学家，有人觉得李先生是一位思想史家，有人觉得李先生是一位哲学史家。三种印象，固然不错，但失之于偏。如果没有通识，在学术分科时代，易造成盲人摸象。

李泽厚先生去世了，再过几日，举行葬礼。李泽厚先生这么一位思想文化巨人，即使“盖棺”，也未必能有一个“定论”。现在，不妨回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——李泽厚先生在那个时代的文化分量，做出的卓越贡献，理当在“盖棺之际”得到一个公允的评价。

谢学友认为——李泽厚先生是1949年以来一位学术文化巨人，也是1978年——改革“元年”以来一位文化学术地标式人物。李泽厚先生的地位，说一句也许不是那么恰当的话，1949年到2021年，七十二年，李泽厚先生是一位屈指可数的卓越思想家，“李泽厚先生是一九四九年之后一位卓越的思想家”的“知识产权”，并不来自本人。不论“线下”还是“线上”，切磋琢磨，秉持一个原则，也就是说——不掠人之美，这种观点出自北京大学中文系钱理群先生之口，钱理群先生说出了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好多人的心声，也包括本人，真的表达了大家的心声。

如果说在钱理群先生“李泽厚先生是一九四九以来一位卓越的思想家”这句话的基础之上，向前推进，那么，回首来路，回首已是百年身，回眸一百多年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图景，也就是学术地图，找到一位与李泽厚先生旗鼓相当的大家，我有一个不成熟的看法，第一链接——想到的是“清末民初”的梁任公，也就是梁启超先生。梁任公是一位“亦政亦学”的老辈，摒除“亦政”的方面，不妨从学术和思想方面，也就是“亦学”的角度看，梁任公是清末民初“觉醒年代”之前的一位思想导师。李泽厚先生的历史定位，也是一位思想导师。如果说梁任公是一位卓越的思想家，一些人就会联想到“新文化”。人类失去联想，世界将会怎样。若要联想的话，一些人觉得是“觉醒年代”里边某位先生。最好不要从“觉醒年代”里边找，如果非要找，不管是否“出镜”，也应该是梁任公，而不应该是新文化圈子里的鲁迅啊胡适啊，梁任公是新文化圈子里的思想导师。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李泽厚先生对于一九五〇年代出生的“新三级”学人而言，就等于起到思想导师这么一个作用。赵士林先生第一时间发布李泽厚先生逝世的消息，一石激起千层浪，“朋友圈”以及“微信群”，滚动播出，纷至沓来。因此，不无感慨地跟女儿妞妞说：一些学人在朋友圈里，平常没有“苏醒”，不是“小憩”就是“长眠”，结果，听闻李泽厚先生去世，一骨碌儿爬起来，现在“惊蛰”，“苏醒”了，纷纷表达对李泽厚先生的哀悼之情，致敬李泽厚先生，喝水不忘掘井人，此情此景，绝非偶然！

实际上，李泽厚先生起到了与梁任公先生这么一位思想导师相似的作用，李先生学术思想含量，所起到的文化自觉作用，这是使命，这是天命之所在，一位了不得，不得了的人物！再过二三十年，也许对李泽厚先生在这个时代所起的作用，可能看得就更加清晰了。敞开心扉，不吐不快，先把这个话放在这儿——回顾百年，李泽厚先生与梁任公先生一样在思想文化学术方面，是一位文化巨人，一位思想导师。

雄关漫道真如铁，而今迈步从头越。从头越，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。西欧走上资本主义道路，回望那个曾经孕育了近代大学、城市自治、市民社会的“旧社会”，秉持“二分法”，不屑之情，溢于言表，视之为“黑暗的中世纪”。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，新文化运动以后，回望梁任公，一些人觉得，老先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君主立宪派，最初，跟着恩师康南海——康有为“保皇”，后来，民国肇兴，尽管与时俱进，以今日之我战昨日之我，但是，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“二十”年，又有一些新生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，不就是“觉醒年代”嘛！此处所谓的“新生力量”，其实，就是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“第二代”。“觉醒年代”并非空穴来风，“第二代”也绝非横空出世，成长过程之中，不可能没有得到过老辈的滋养，严复、蔡元培、章太炎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罗振玉、王国维，这些哺育“第二代”的老辈，即现代意义上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“第一代”。

仔细想来，我致力于描绘学术地图，如果探问初心的话，追本溯源，萌芽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也就是，心中想画一个百年中国学术图景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“文化热”当中，可以给“八十年代的新一辈”注入能量，提供补给，首当其冲，当然是文化地标——李泽厚先生！李先生提供精神滋养，恰如井喷，汩汩而出——《批判哲学的批判》《美的历程》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近代思想史论》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《走我自己的路》，真的是！现在五六十岁的中年人，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，正值青葱岁月，还在大学读书，可以看一看，都是吸收着、汲取着、吸吮着李泽厚先生所提供的思想滋养，真的是这个样子。

李泽厚先生在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一书中，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，几代知识人的分析，大处着墨，恰如黄钟大吕，百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际遇和心路历程，历历在目，如在眼前。字里行间流淌着真知灼见，况且，还以那么优美之文笔，不妨补写一句，李泽厚先生是新中国一位罕见的“文体家”，犹如民国时期的哲学大家冯友兰先生和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。读过一遍，若触电焉，如饮醇醪，如饮琼浆。谢学友正是站在巨人——李泽厚先生的肩膀上，产生一点心得或者说见解，最后，慢慢形成流淌着体温的中国百年学术地图或者说图景。

百年中国学术地图的第一代，中国真正文化意义上的“觉醒年代”，并不是《青年杂志》创建以后的“新文化”，或者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文化上才有一个真正的觉醒。其实，并不是这个样子。依照梁任公的说法，中国近代的社会变迁、社会变革，可以说依照着“器物”——“制度”——“文化”三个方面的节奏前行。也就是说，理论与实践，知与行，逻辑与历史，应该是统一的。回眸激荡的百年史，的确是这么一回事。也就是说，洋务运动是“器物”方面的变革；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，无论改良或革命，皆为“制度”方面的变革，从此以后，中国萌生了一种内生的动力，即变革的动力；与此相伴随，辛亥革命上溯十五年，下延五年，《青年杂志》创刊之前的二十年间，刊物啊，报纸啊，书局啊，此起彼伏，雨后春笋，梁任公先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舆论界的巨子啊！

不少人读了梁任公先生的“新民体”，感触颇深，若触电焉，阅读梁任公往往构成仁人志士一生之中知识性、思想性的震撼性时刻。梁任公先生和他的恩师康南海——康有为，严复先生，蔡先生——蔡元培先生，谭嗣同先生，章太炎先生，还有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位先生，皆为百年中国学术地图当中“筚路蓝缕”的一代思想文化巨人。同时薪火相传，又滋润了“第二代”，也就是“发凡起例”的一代，实际上，新文化运动中很多人，陈独秀、周树人、周作人、钱玄同、李守常、刘半农、胡适、梁漱溟，怎么样？这都是“发凡起例”的一代，中国学术地图上的第二代学人。新文化阵营后来产生分化，一部分人“亦学”，比如钱玄同、刘半农；一部分人“亦政”，比如陈独秀、李守常；一部分人，“亦文”，比如周树人、周作人；还有一部分人，“亦学亦政”，比如胡适、梁漱溟。不管从事什么，都离不开政治，比如周氏兄弟——周树人、周作人、周树人有三个称号——文学家、革命家、思想家；周作人在抗战时期，附逆成为最大个头的“文化汉奸”。

还有一说，“第三代”学人大概都在1910年左右出生。张岱年先生1909年出生，钱钟书先生、费孝通先生1910年出生，季羡林先生1911年出生，这都可以说是百年中国学术地图上第三代比较有代表性的学人。第三代的风格特征呢，某种程度上，可以说“承上启下”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第三代学人的学问思想相对成熟之际，人到中年，实际上，已经完成了人生的“上半场”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之时，1909年出生的张岱年，正好40岁；钱钟书先生、费孝通先生，还都不到40岁，39岁，季羡林先生才38岁。1949年之后，出现一个政治与学问之间的“新生态”，或者说“新格局”。新中国之所以“新”，新道统，新政统，新学统，新文统。这个“新”的东西，往往与民国反其道而行之。

也就是说，历史到了“第三代”学人，就有意思啦！一部分东西，到了新中国，还可以接着用，比如，文史哲这一方面，固然，离不开“礼崩乐坏”的格局和“西学东渐”的大势，但是往往流淌着中国自身的体温，新中国也要“古为今用”，也要“推陈出新”。新中国的学术文化肯定跟民国年间的“新汉学”大异其趣，新中国的“道统”既然是——马克思主义，那么，学术文化所呈现的风貌，不妨称之为——“新宋学”。民国主流学界讲究“考据”，新中国主流学术则讲究“义理”。民国所看重的“兰克史学”，与乾嘉学派有异曲同工之妙；新中国所信从的“马克思主义”与“义理”之学，颇有汇通之处。从大处着眼，从小处着手，总比从小处着眼，从小处着手，更有气象和格局。

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一部分东西，恐怕都很难“用”了。比方说社会科学——政治学、经济学、法学、社会学，其中，社会学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，很早就被剔除历史舞台，以至于一度摁上了“暂停键”，进入冰河时期，1949年到1979年，三十年的时间，三十年为一世啊，大陆没有社会学；宝岛台湾虽然保留了一点社会学的根苗，但社会学的发展也十分缓慢。然后，社会学的兄弟学科——政治学、经济学、法学呢，实际上，学术自主性、风格特征、学术个性，也受到了强烈的时代塑造。政治学、经济学、法学，没有被作为资产阶级伪科学，也没有被摒弃，但是，也受到了极大的压抑和扭曲，以至于三十年间，政治学、经济学、法学，也没出什么杰出的名家和大家，此种情形，不妨从时代际遇，而不是从学者自身去寻找答案。

但是，与社会科学相映成趣的是，某种程度上，新中国一直在发展人文学科。也就是说，社会科学受到抑制，人文学科实际上还在发展。1949年之后的不少运动，都是“文科运动”，或者说是“运动文科”，也就是政治和学术之间的这种纠结，政治和学术之间的这种冲突，政治和学术之间的这种缠斗，塑造了新中国人文学科的学术图景。在这种情形之下，运动治国，用政治运动，用文化和学术的“大批判”来开道，大破大立。毛公不是说嘛，“不破不立，不塞不流，不止不行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”。

实际上，“破”字当头，一般会出现两种情形：第一，也许可以“立”在其中；第二，“破”则“破”矣，但是“立”却没在其中。比方说，资产阶级政治学，资产阶级经济学，资产阶级法学，“破”了，或者没有“立”起来，或者，虽然“立”起来了，先天不足，后天失调。文史哲与社会科学，颇为不同，“破”的同时也有某种程度的“立”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，风起云涌、云蒸霞蔚的美学大讨论，使得美学不仅能“立”起来，而且，放眼文史哲，还是“立”的最好的一个学科之一。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九五四年毕业的一位读书种子——李泽厚，正是在美学大讨论的热潮之中，崭露头角，应运而生，进而成为与老辈学者——朱光潜、宗白华并驾齐驱的一代美学大家。

（讲述：谢志浩；整理：李云飞；校订：宋渠江。2023年12月9日13:19书菜楼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