湖南小城造1元打火机制霸全球，卷的不是价格

从左至右：日本女士偏爱的迷你款，欧美人喜欢的大个头，韩国人喜欢包装花俏的，中国商店中常见的一款。 （南方周末记者 施璇 / 图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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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术跃进

从业三十年，付再华能在10秒内拆解一个打火机。

在看上去不到一厘米的圆柱状配件面阀内，竟还有6个更为零碎的配件，包括弹簧、塑胶垫片等。打火机行业发展初期，这些配件都要靠人工组装。

最早的技术改造都是邵东老板们在车间或家里研究出来的。

一开始砂轮打火机没有成品轮，而是中轮、边轮等分散配件。付再华夫妇俩在家中反复尝试，研究出一个拼装砂轮的装置。然后画草图给机械厂的师傅，师傅也是尝试性地生产出“大致能用”的设备。

2012年后，邵东的打火机企业开始通过外购设备加自主研发，对生产线进行非标自动化改造。

“刚来的时候，这边的产品还存在很多缺陷，如无法通过高温测试、漏气等。”白家宝说，他将浙江的模式和标准照搬到了邵东。

“自动化改造激发生产效率提升，对我们（邵东）来说是个竞争机会。”白家宝解释，不论是硬件条件还是管理水平，邵东都拼不过浙江，唯一能发力的点就是价格。生产效率提升后，压低成本，才能扩大规模，占领市场。

白家宝透露，从2015年到2022年，东亿电气人员数量增长不到一倍，但打火机产量提高了8倍。销量最大也是最便宜的塑料打火机，毛利率为7%—9%，但薄利多销赚得也不少。

付再华之子姚林现担任顺发的总经理。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十年前，一块钱的打火机，企业卖给经销商是3毛钱左右，厂家只赚2分钱毛利。现在企业技术改进，打火机的功能和质量都有很大提升，售价提高至3块，经销商拿货价7毛，厂家毛利涨至五六毛。

“我们厂家还是靠规模。”姚林坦言，刚入行时公司八百多人，一天只能做30万个打火机，现在公司三百多人，却可以做到100万个打火机。“技术的改造降低了成本，又提高了产量，从而做大了收益。”

与此同时，姚林明显感觉竞争更为激烈，他担心，“高度自动化导致生产速度太快，市场比较容易饱和”。

另一方面，打火机行业的进入门槛正在变得越来越高。“1990年代可能一万块就可以搞个打火机工厂，现在投入成本都要一两亿。”姚林透露，邵东许多设备已经迭代了四五次，每更新一个环节都需投入数百万元。

2006年大学毕业后，姚林在外闯荡了一年才不情愿地回家接班，当时认为打火机是劳动密集型产业，加上科技含量太低，感觉没什么发展空间，“搞房地产”是更为体面的出路。现在，姚林在技术设备上的投入比父辈更加激进。

邵东东北部的团山镇是打火机企业的主要聚集区之一，这里的打火机企业以内销为主，规模普遍较小。

按照邵东市政府的设想，团山将被打造为湖南省乃至中部地区最大、最现代化的打火机工业园，年产值达10亿元以上。该工业园占地六百多亩，于2018年6月开工，总投资10亿多元。该打火机产业园后改名为团山镇中小企业创业园。

全长2.5公里，宽32米，总投资6500余万元的如圭大道贯穿园区，团山镇人民政府也在这条路上。1994年成立的沃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2023年年初搬入园区，成为首批入园企业之一。

4月一个周五上午，如圭大道上鲜少有车辆通过，路旁沃斯电子连片、崭新的白色厂房格外醒目。邵东市政府公开信息显示，沃斯电子的项目总投资1.2亿元。

该公司工作人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，他们日均产量100万个左右，内销市场竞争激烈，赚的都是“分毛钱”。企业前期投入大，遇到销售情况不理想时，也会亏损，压力很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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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做“背篓里的龙虾”

在调研邵东打火机产业后，上海交通大学中国质量研究院客座研究员林雪萍撰文称，产业集群最常见的就是“背篓里的龙虾”现象。一只龙虾想爬出背篓，呼吸更外面的空气，下面的其它龙虾就会把它揪回来。这是最绝望的内卷之地，谁也别想出头。

而邵东打火机行业协会，就像一层软组织，包裹着这个行业，“彻底解决了产业集群最常见的拼刺刀内卷的现象”。

吕省华正是现任会长。据他介绍，邵东打火机行业协会诞生于2002年，成立之初是为了防止企业之间相互压价和恶性竞争。现在，协会主要关照邵东打火机出口、内销和配套企业的运行等全行业情况。

此外，围绕13家出口企业，协会还专门设有一家危货运输公司和出口保质定价委员会。

打火机属于危货商品，需采用专车运输。13家出口企业共享40多台专用大货车进行货物运输。除了应付运费，每出口一个集装箱，相关企业需交200块“公粮”，用于协会的经营开支。“我们每年约走4000多个集装箱。”

出口保质定价委员会的作用在于防止打火机企业低价倾销。

出口企业每月开会，协会工作人员会将13家企业的近期主打产品列出，进行成本核算，然后公开，供大家商讨一个报价，但仅供参考。“引导大家不要亏本卖，进入良性循环。”

在成本和技术都较为透明的情况下，企业的竞争力体现在产品的差异化上，卷的是创新。现在，打火机企业每出一个新产品都要到协会里备案，之后的企业不许生产同样的产品。

姚林每年都要研发出市面上没有的四五种产品。他和另一家公司合资研发过一款由两个打火机左右相连的新品。一头是电子打火机，一头是砂轮打火机，并取了一个浪漫的名字——情侣。“全球80亿人口，即便只有相当小部分人猎奇都能制造爆款。”

吕省华至今津津乐道的事，发生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。当时，原材料价格波动显著，邵东产的塑料打火机已有相当的市场规模。吕省华决定一要控制企业接单，每家公司只能接两个月内的订单，另一方面，他采取提价的策略平衡经营。

从2008年10月开始，每月涨价1美元，连续13个月后，一箱出口打火机的价格从26美元涨至39美元，最终邵东打火机业平稳度过金融危机，还多赚一笔。

经此一役，地方政府和各家打火机企业都觉得要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，于是聚集了13家出口企业和4家配套企业计划创办一个大集团。“领导们到处在外考察，做上市准备。”吕省华说。

2009年6月，由上述企业共同组成的东亿电气成立，占地200多亩，还有很多政策扶持。但事实证明，再好的关系都需要距离。企业各有各的意见，很难达成一致。

于是，十余家企业分三批逐步退出，仅留一家龙丰打火机，其创始人陈书奇正是东亿电气董事长。具有先天优势的东亿电气，最终成长为邵东规模最大的打火机企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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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转移的可能性

2015年后，邵东数家打火机企业曾组团前往邻省贵州。如东亿电气落地铜仁大龙镇，环兴和顺发先后落地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。

邵东打火机企业看上的是贵州更为低廉的成本，贵州分公司通常被设为加工厂，没有采购权和销售权。

吕省华总结，贵州有用地优势；电费比邵东每度便宜约2毛，在贵州每个月能省十几万元电费；贵州的劳动力也比邵东便宜10%左右。

但硬币也有另一面。

“说到底是工业基础不一样。”姚林说，脱离了邵东的产业配套，贵州工厂急需配件时很难及时拿到。对出口企业来说，还要考虑运输成本，贵州生产的打火机需经湖南再到宁波港出口。

有些长期务农的当地人还未习惯进厂工作，每到庄稼收获或家里有酒席时都要请假回家。“总体来讲，生产效率上不去。”吕省华表示，其贵州工厂约有四百名工人，平均每天有六七十人请假。

在打火机的生产车间内，女性占绝大多数。尤其是自动化改造后，打火机不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，很大程度减轻了对体力的要求。家里的男性大都选择外出务工，导致妇女们会因孩子学校放假产生规律性请假或离职。

不过改变或将发生。姚林介绍，当地正在推动对接广西钦州港，如果这条线路打通，运输成本将降低一半。此外，政府也在计划在今年为工人子女开设一家托儿所，以便孩子得到照顾的同时，父母能安心工作。

来贵州开厂之前，顺发也曾前往柬埔寨，选中的是西哈努克市，该市有柬埔寨最大的海港，适合发展出口生意。

姚林回忆，当时父亲选中柬埔寨，一是看上了当地低廉的用工成本。另一方面，邵东打火机出口柬埔寨算危险品，运费成本高昂。在柬埔寨当地将打火机组装好进行销售只算普货，最起码可以深耕柬埔寨市场。

实际上，柬埔寨液化气体很少，打火机生产并不好做。当地工人每月80—100美金的工资相较于同期邵东3000元/月确实便宜不少，但产量上不去。中国工人一天能做1万个打火机，柬埔寨工人一天只能做三四千个。

当地基础设施条件也很有限，很多国际货船在柬埔寨并不靠港，出口生意没法做。而从西哈努克市到柬埔寨另一个城市，路上可能需要三四天。姚林只能将销售范围限制在西哈努克市周围。

2018年，顺发处理好设备等资产，闭厂回国，至今还留有一块地未处理。

吕省华说，目前邵东有114家打火机企业，其中打火机生产厂家为27家，包括13家出口企业，剩下的87家都是配套企业。“这么多配套企业说明打火机产业链很长。”

打火机有七八个系列，每个系列又有十几个品种，相当于每家企业都有上百个品种，而每个产品系列所需的配件都不一样，需要完善的产业集群做支撑。

在他看来，将这些全都搬到东南亚显然不现实，那里只适合做一些针对当地市场的产品代加工。